批评马金瑜太容易，别落入这样粗暴的陷阱

今天发文前看到最新消息是丈夫扎西（谢德成）出来回应，说他只在端午节打过金瑜一个耳光，没有长期家暴，没有她说的打到鼻青脸肿，金瑜的眼伤也不是他打出问题的，而是两人一起出车祸受伤的，金瑜已经在3年前带着孩子离开，两人一直没有联系。

于是犹豫过要不要发这篇文章，但还是想聊聊关于这件事的另一些角度。

前南都资深记者马金瑜的《另一个“拉姆”》刷屏后，文章下的很多回复都在表达某种怒其不争的情绪。大家难以相信这是一个高知媒体人写出来的自述，被丈夫家暴多年，甚至打到大小便失禁，她为什么不逃？

于是这件事，就又转向了“受害者该不该批评”的风向。不过在讨论这个话题之前，我想先换个角度聊聊这件事，因为我觉得金瑜事件的复杂性，远大于所谓的爱情神话破灭，甚至是家暴议题。

它集合了性别、爱情、婚姻、家庭、民族、阶级，已经不是简单的家暴受害者案例，而是一个理想主义者，如何被系统吞噬的过程。

金瑜当年辞职和扎西结婚的事情传为佳话，“嫁给爱情”是种媒体的美化，也满足大家对于“逃离北上广”的想象。

实际上金瑜的婚姻不属于上面任何一种，看她的自述你就能发现，她不仅仅是放弃城市生活、嫁到偏远地区，或者嫁给一个男人、嫁给爱情那么简单。

印象很深的是她在2017年的访谈里说的一句话，她说——

我也不知道究竟是这片土地留下了我，还是扎西留下了我。

这话听着特别耳熟，是不是特别像那种扶贫干部在结束任期之后，依然决定留任的誓词？从这句话中，你其实就能看出金瑜婚姻的复杂性。

她不是以一个“人”的身份去到那里的，她是以城市拯救者的身份，进入到了一个陌生、封闭、女性低位的文化系统中，但与此同时，她最重要的身份，又是一个女人，一个妻子。

要讲清楚这个就必须梳理下金瑜的生活重心。从这些年的访谈和最新的自述里，我们知道她开了名叫“草原珍珠”的微店，做网店成了她的正职，还有媒体跟踪报道，“从女记者变成明星店主”，这种生活也是被当成正面案例来宣传的。

因为写文章我去翻看了她的微店，已经改名叫“金瑜和她的朋友们”了，卖的都是草原特产。

她帮村民们卖蜂蜜，卖黄菇；去收购榨油原料、马铃薯、红皮花椒、土豆粉条，再通过微店卖给更多的人；她给当地创收，甚至解决当地就业问题，动员周围的藏区家庭妇女来帮自己打包、分拣和发放快递，给她们发工资。

在几年前的访谈里，金瑜还讲到，当地人把她当成和外界连通的枢纽，有事情都来找她帮忙。店里一个女工亲戚的孩子得病了，就是金瑜帮忙联系北京的医院看的片子，最后孩子确诊是急性骨髓瘤，治不好，很快就走了。后来周围人的孩子选学校、挑专业、找工作，都要问金瑜的意见。

在这种生活状态下，马金瑜在青海的生活，已经远远不止是一个妻子了。

她甚至有点像一个布道者，一个传教者，婚姻生活不是最主要的，做的事才是更有价值的。她一直在试图改善当地生活，盘活他们的经济盈利模式，改善女性生存状态，甚至改造当地的社区文化。比起妻子，爱人，她更像是这个地方的“大学生村官”。

 金瑜的微店

金瑜是去扶贫来的。所以，她不是嫁给了一个男人，而是嫁给了一个社区，一种文化，一片土地。

这是我们在谈论金瑜问题时所不能忽略的背景和系统性问题。

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在于，金瑜的丈夫扎西本名谢德成，因为父亲是汉族人，母亲是藏族人，所以按户籍是汉族人。而金瑜自己，才是少数民族，她是新疆兵团子弟，回族。

一种猜想是，由于父辈就是边疆建设者，某种程度上，那种建设支援地方的精神，就已经在金瑜的道德感里，她之后的职业道路、婚姻选择、去到青海后的职业转向里，都带上了这种理想主义与道德感。

但她所去到的地方，太过复杂，浪漫主义的爱情想象，理想主义的干劲，道德感的同理心，应该还有那么一些人道主义的拯救心理，让她深陷其中，所以我才会说，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，如何被系统吞噬的过程。

回到家暴受害者，该不该批评这个话题上来。

看到一个说法，说马金瑜的行为，属于“消极配合的恶”，并以犹太人配合纳粹杀戮，类比一边被家暴一边说“我没有办法”的女性，说这种行为是对恶的助长，亦是一种恶。

我看完挺生气的。先不说这个类比本来就很扯蛋，我或许可以认同，在家暴行为中消极反抗的女性，某种程度上助长了施暴者的气焰，但我绝对不能认同，这样的行为也是“恶”。

从本质上来讲，这不过是受害者有罪论的另一种说法。非要说“消极配合的恶”的话，知晓受害人家暴并劝受害人忍忍的人，可以算消极配合的恶，直接的受害人当然不算，如果这都算的话，那是不是所有的性侵受害者都算“消极配合的恶”？只是因为她们反抗得不够积极？

家暴施暴方当然有错，并且犯法，这点上的分歧不大。反而在对受害者的态度上，大家的立场出现了分野。

问题或许出在反思、批评和谴责的界限上。

家暴因为其亲密、隐形、长期的特点，受害人是有反思的时间和空间的，这种反思对于让她们逃离现状有帮助，甚至于说，往往是自我的反思，才是帮助她们逃离现状的最大动力，如今的金瑜就是例子。

受害者反思和谴责受害者不作为，界限很模糊，却有根本不同。前者是讨论有效的解决方案，后者是质问为什么不离开，出发点和同理心就不一样。

我其实特别希望能看到金瑜能再写一篇她为什么不离开的文章，这样的自我剖析和行为解读，对于那些潜在的、不敢述说的隐痛，是更有帮助的。

这次的马金瑜事件，让我有很强烈的“碎片感”。

当我们同情马金瑜，我们是在同情她写到的那些被家暴的碎片，眼睛打到模糊，大小便失禁，扇耳光。

当我们批评马金瑜，我们批评的也是那些碎片，她走了又回去，她为了保下孩子不治眼睛，她一边被打，一边说丈夫的心干净得像山泉。

但她的生活是连贯的，是复杂的，是有前因后果和难处的，是系统化的，就像曾经吞噬掉她的那个系统。

不管我们是同情碎片还是批评碎片，我们注定都是片面的、粗暴的、武断的，都是在用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去简单地定性一个有前史、有现在、有未来的人。

这样的人是多么复杂的啊，就像她身后，造就这一切的性别的、家庭的、地域的、民族的系统，让一个人去承担一个系统应该承担的问题，那不仅是把她钉在十字架上，更是让身为旁观者的我们，也跳入一个“当事人归因”的陷阱。

批评马金瑜太容易，别落入这样粗暴的陷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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